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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长历程
   周汝国,笔名周川,男,出生于重庆市潼南县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家庭,五弟兄一个妹妹,家庭贫困。父亲12岁时,爷爷奶奶相继去世,父亲曾是一个孤儿,帮人割草放牛混口饭吃,所以他没有文化,但是他懂农活,身高力大,是种田的好手。1947年与我母亲结婚,靠三亲六戚捐赠竹木修了两间茅屋,粮食也是乡亲们送的,租人几亩薄地安家乐业。虽然父亲一字不识,可是母亲的口头文学非常丰富,记忆特好,毛家三条大沟不论哪家嫁女接媳妇都要请她去陪歌,说四言八句,出口成章,她走到哪里,都会带来歌声、笑声,是个没有书写能力的口头文学家。 
   小时候我没见过汽车火车,偶然看见一驾拖拉机路过,我都要追得很远很远。读书时要翻过一座大山到毛家祠堂,坡高路陡,从沟下到坡上没有不喘气的,没有不出汗的,因家庭弟兄姊妹多,经济很困难,五、六岁了还穿一条叉叉裤,直到上学才“割裆”(连裆裤)。那时没有胶鞋,常常赤着脚去读书,夏天37℃,地上起了地火,读书也得去,冬天踏着冰渣儿到学校,即使妈妈每年想尽千方百计给我要布做双鞋,也舍不得穿。自幼酷爱文学,小时候最喜欢看小说听故事。因家里很穷,没有钱买书,我利用假期采桑果(桑树上结的果实)、挖半夏(一种中药的名称),卖了的钱去买连环画,最可笑的是打发钱(现在叫红包)也去买书。因家庭经济困难,我初中未毕业就回家参加了集体劳动,一边劳动一边学习,没有钱买书,步行30里到潼南图书馆借书。曾自修完东北师范大学文学课程,比如说,文章选讲中的“红楼梦”、水浒中的“杨智卖刀”、“小二黑结婚”,当时几乎能背,并函授自修毕业于吉林文学院,特别喜欢“林海雪原”、“高尔基”、“烈火金钢”、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”等等,人有多高,书有多高。勤奋好学是我的特点。夏天不顾蚊子咬,冬天不怕寒风刺骨,特别是冬天的晚上,是最好的学习机会,坐在被窝里,一手端煤油灯(那时没有发电站),一手翻书,有时读到鸡叫。在艰苦环境中学习,1984年我调别口乡文化站工作时,乡里住房紧,我只有9平方米的一间小屋,墙壁是砖做的,一扇木门两边有一条长长的缝。因屋子矮小,夏天像烤火,冬天像把刀。因经济困难,屋里还有一个蜂窝煤灶,一张办公桌,一张床,书报没有放处,只好放在床头枕边,在那种情况下,一边坚持工作,一边坚持自学。人生价值不能完全以金钱来体现,而最重要的是一种奉献精神和高尚的追求。一部好的书,一篇好的作品,她会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。比如,2004年11月,永川农民诗人文德均,他看到重庆晨报2004年元月17日专版反映农民作家周汝国的情况后,深受启发专门来到潼南请教,山西神木中学高三学生王峰向我要书,重庆涪陵区蔺市镇梁家巷2号周红河来信说,每出一本书他都要买,还有河北定州市农业银行的彭丽,看了小小说选刊发表的《县长认亲》深受启发,通过114台查询到我的电话,向我求亲交朋友。 2004年元月2日,重庆市作协专门举办了农民作家周汝国作品研讨会,重庆市作协主席黄济人、著名作家杨山、杨益言、张继楼、余德庄给予了高度评价,重庆大学、四川外语学院等评说家涌跃发言。 2004年8月,有幸参加了北京最高学府鲁讯文学院学习,受到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陈建功、吉狄马加、高洪波和著名作家梁晓声、徐坤撰的重视,并亲自提写书名。 2005年1月14日、1月17日,我的报告文学《渝西教育明珠》和《一个家族式股份制企业成功的奥秘》分获一、二等奖,两次在人民大会堂领奖,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自接见。在北京举办的香港、澳门、大陆高层论谈会上,我的一次发言引起了文学界、新闻界的强烈反响,摄像机镜头纷纷向我扫来。我的小说集“凡人传奇”被北京龙卷风和中文在线两家文化公司争夺我的出版权,作家报专版刊登作品和简介,山东作家王传良、陕西作家王贵莲、安徽作家崔志东等专门发表评论。四川日报、国防日报副刊发表过小小说专版。县委、县政府、龙形镇党委重视县委书记魏寿明、县委副书记赖仁刚、副书记蒋道义、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何国华向镇党委政府打招呼,说文学创作是一件好事,党委政府要支持,每出一本新书,宣传部都要召开发行会,县长宁光贤、副县长陈启惠非常重视,宁县长亲自接待文学艺术名家,副县长陈启惠亲自落实出版经费,镇党委政府给时间,凡是学习、采访他都大力支持,一律开绿灯。社会各界重视重庆万利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石红兵、梓潼中学校长米祥荣、潼南县医院院长陈荣华、重庆晨旭物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顺林等都给予了大力支持! 潼南县是农业大县,我作为出生于农民家庭的儿子,深深地眷恋着一方热土,对生育养育我的父老乡亲有深厚的感情,潼南人民勤劳、勇敢、智慧和奉献精神深深地打动着我,闇公革命精神永远鞭策着我,历史赋予我神圣的使命,我将更加勤奋学习,努力创作,以最优秀的作品向潼南人民汇报。 
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
   30年前我还是一名普通的农民,做梦也没想到今日能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,重庆文学院创作员,农民作家。
我出生于重庆市潼南县(原国家主席杨尚昆的故乡)。曾抬过石头,做过砖工,拉过板车,做过生意,跑过江湖,当过农业社长、乡文化站长、党政办主任、副乡长等职。长期在基层工作,天天和农民打交道,了解和熟悉农民生活,是他们给予了我创作的源泉。
小学毕业后回到农村我才13岁,站起没有拌斗高,社长看我人小,叫我拖稻草,稻草晒干要作牛饲料。因为是冬水田,淹齐大腿巴,打稻子很费劲。现在有了打谷机,再不是那原始的生产方式了。于是我写下了《山里打谷人》。薅秧时扯不来草,叫我敲马锣。说起敲马锣,现在的人还没看见过,过去薅秧兴唱民歌,唱一首歌,要打一阵锣鼓,马锣是一种乐器,常常是作配音。我觉得这是劳动人民文化生活的表现,便写了《打马锣》。闲时,村民们给我讲故事,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和教育。所以,后来创作了大量的乡土文学作品如《何二嫂》、《山里女人的夏夜》、《王石匠的艳福》、《乡情》等。
担任文化站长时,我管理文化茶园,乡下农民常来喝茶,我和他们无话不说,他们把许多心里话告诉我,他们每一个人,每一句话,每一个故事都感动着我。所以后来我写的《乡下茶馆》第一次获奖。《二爷和牛》在《文艺生活》刊发后,被《小小说选刊》转载了,《中学生》杂志选登了并列入导读第一条,还收到老作家、编辑刘谦的一封信。
当了乡镇领导后,我到村里看种植大户,据村长介绍,那个致富带头人曾经是出了名的懒汉,过去夫妻感情不好,土地下放到户以后,大大调动了他的生产积极性,一亩西瓜卖了几百块,妻子高兴得睡不着觉。于是,我撰写了篇小说《月儿不知心里事》,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。改革开放以后,大批男同志外出打工去了,村民向我反映最多的是男女之事。有一次下村,妇女主任给我讲了个故事,说的是有一户人家,男人在外有了外遇,女人知道后不吵不闹,把男人治得服服帖帖,后来我以此为题材撰写的小说《心计》,被《小说界》刊用了。
    改革开放以后,虽然温饱问题解决了,农民过上了好日子,但是先进思想与落后观念,贫穷和富有之间的差别等等。使新的矛盾仍然很突出,农民再不是过去那个年代的农民,只是满足于有饭吃,而是要追求新的生活。因此,我写了反映这方面的大量的农村题材小说,发表在一些文学期刊上,如发表在《北方文学》的《孤儿奶》、在《广西文学》的《派款》、在《中国作家》的《不该飘落的红手绢》、在《芒种》的《蓝色的天空》。先后出版了《涪江河畔之歌》、《天堡寨的媳妇们》、《凡人传奇》、《无怨无悔的事业》、《月儿不知心里事》、《激情燃烧的涪江儿女》、《红色的历程》、《涪江河畔弄潮儿》等11部著作。
   在这里,我实话实说,没有改革开放,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一直是在县委、县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成长起来的,是在市委、市政府的重视,市作协扶持下走出来的。我深深地记得,2004年1月2日,重庆市作协在文联8楼会议室专门召开了农民作家作品研讨会,市作协主席黄济人等全体班子成员及全市著名作家参加了会议,我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关注,被破格聘为重庆文学院创作员。到鲁讯文学院学习期间,中国作协的领导对我非常关心,张健、陈建功、吉狄马加等领导亲切和我交谈,并给我签了名。在人民大会堂颁  奖会上,我第一次见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,从他手上接过奖杯,当时,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。
    从一位普通农民,我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,是改革开放的政策改变了我的命运,是党和人民培养造就了我。如果没有广大农民朋友的帮助,没有文学大师们的指导,社会各界的支持,就没有我的成功。所以,我至今仍和农民血肉相连,我深深地眷恋着生我养我的这一方热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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